中華文明是世界諸多文明中唯一沒有中斷過的文明。在5000多年歷史中孕育發展的中華文化，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。習近平同志指出：“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，當代中國思想文化也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傳承和升華，要認識今天的中國、今天的中國人，就要深入了解中國的文化血脈，準確把握滋養中國人的文化土壤。”這表明：我們今天增強文化自信，應走入歷史縱深，深入理解中國的文化血脈和文化土壤。
“百家爭鳴”構成了中華文化的燦爛源頭
習近平同志在中法建交50周年紀念大會上說：“中法兩國都是有著獨特文明的古老國度”“老子、孔子、墨子、孟子、莊子等中國諸子百家學術至今仍然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意義”。這些重要論斷，立足于人類文明的“軸心時期”，準確概括了中華文化的燦爛源頭及其時代價值。
春秋戰國時期，中華大地上產生了諸子百家，據漢代司馬談的看法，其中有陰陽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（即道家）共六家。諸子百家的“家”，就是指形成了學派，有理論、宗旨和傳承。班固在《漢書·藝文志》中，將諸子劃分為儒、道、陰陽、法、名、墨、縱橫、雜、農、小說十家，號稱“百家”。“百家爭鳴”的出現，在人類文明的“軸心時期”迸發出耀眼光芒。
春秋戰國時期“百家爭鳴”的出現，有其特定的歷史條件。這一時期，“士”這個階層特別活躍，他們大多積極參與和影響政治，也有一部分人專門從事學術活動。“士”有著一個共同的目標，就是使“天下無道”變為“天下有道”，解生民于倒懸，重建社會秩序。“士”的政治地位非常高，因為當時各方諸侯都在互相比拼，需要內政外交各方面懂行的人來輔助，而士人正是這些方面的行家里手。作為士人代表的諸子百家，于是競相登場，各展所長。
就哲學思想而言，儒道兩家各有側重。孔子重視“仁”的思想，“仁”一方面是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另一方面是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”。孔子認為，君子為道義而活，非為富貴而生，君子的人生價值正在此。老子哲學則不然，“天道”受贊揚，“人道”遭貶損。在他看來，“道”演化為天地萬物，沒有神力，沒有矯飾，自然而然。“人道”當效法“天道”，所謂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”。儒家重“人道”，道家重“天道”，二者相互補充、相得益彰，形成了中華文化的基本價值取向。
就政治主張而言，儒墨兩家都倡導賢人政治。在賢人的來源方面，墨子提出“雖在農與工肆之人，有能則舉之”，認為選拔官員要以德能為標準，哪怕地位低微，只要有德有能，就應選拔上來，委以官職，這樣才能做到公道正派。在賢人的待遇方面，墨子主張“富之，貴之，敬之，譽之”，也就是給賢良之士豐厚的物質待遇、高貴的社會地位，信任、敬重他們的才能，表彰他們的成績，營造鼓勵賢良之士成長發展的社會環境。這樣賢人就會越來越多，用他們去治國就會顯出成效來。這些選人用人理念，在今天仍然具有啟示和借鑒意義。
就自然科學而言，先秦諸子中研究最廣泛、最深入的是墨家。墨子及其后學的文化貢獻，集中表現在他們對我國古代自然科學做了奠基工作。墨家建立了嚴謹的邏輯體系，并將其應用于自然科學，對時空、光學、力學、幾何學等方面的問題，用邏輯語言加以分析概括，體現了科學家和能工巧匠的創新思路，是諸子百家中大放異彩的一朵奇葩。
正如莊子所說，諸子百家的觀點都體現了“道術”即宇宙真理的某一方面。雖然各家各派立論的側重點不同，但都是對世界的有益探索，有助于人們深化對自然和社會的認識。以諸子百家為重要代表的中華文化顯示出強勁生命力，始終以開放姿態吸取各種養分，在會通的基礎上消化吸收各家理論，形成了一條獨特的自我創新之路。
國家統一、民族融合營造了中華文化繁榮發展的良好氛圍
中國歷史上盡管有過戰亂和分裂，但統一始終是主流。關于這一點，英國史學家湯因比和日本學者池田大作的對話集《展望21世紀》中有這樣的評論：“（中國人）比世界任何其他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民眾，從政治文化上團結起來。他們顯示出這種在政治上、文化上統一的本領，具有無與倫比的成功經驗。”正是在國家統一、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，中華文化才能生生不息、不斷發揚光大。
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。中華各民族日益密切的交往、團聚和統一的過程，也是民族大融合的過程。各民族經過遷徙、雜居、通婚和各種形式的交流，在文化上互相學習，在血統上互相融合，逐漸產生了共同的文化心理特征。特別是在近代，中華各民族共同反抗外國侵略者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。這個共同的政治信念，極大地加強了各民族的團結。
早在先秦時期，我國就有華夏、東夷、北狄、西戎和百越五大民族集團。中國的主體民族——漢族的形成，就是各民族大融合的結果。漢族能夠在歷史上起主導作用，不僅是因為它人口眾多，更重要的是因為它有比較先進的生產方式、比較發達的經濟和文化。歷史上有過少數民族入主中原進行統治的時期，比如鮮卑（北魏）、契丹（遼）、女真（金）、蒙古（元）和滿（清）。這些少數民族在進入中原之前，都處于比中原漢族低的發展階段，因此當他們進入中原以后，不僅未能改變漢族原有的生產方式和文化傳統，反而逐漸接受了漢族文化，由此進一步推動了漢族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的交融和發展。
戰國時代，我國不同地域的文化存在著明顯差異。秦始皇統一六國后，有匯合地域文化的理想，但沒有成功。漢并天下以后，到漢武帝執政時期，經過數十年的戰爭，地方分裂勢力基本被肅清，地域文化也大體上完成了匯合的歷史過程。與這個總的形勢相適應，漢武帝實行“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”的國策，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文化共同體才真正形成。這個文化共同體雖然以儒學為主導，但并沒有阻礙其他學派思想文化的傳承發展，于是提出了思想文化的融合會通問題。在唐、宋時期，儒、道、釋的融合會通，將中華文化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。
獨特的漢字文化系統促進了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傳播
中華文化的形成、傳播、發展與漢字息息相關。漢字源遠流長，起源于模仿自然、圖畫紀事、表情達意的需要，并形成了別具特色的符號系統。經過長期的演變與實踐，逐漸形成象形、指事、會意、形聲、轉注與假借六種造字法與用字法，反映了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獨特的人文情懷。漢字最初有甲骨文、金文等多種形式。秦始皇一統中國后，為統一漢字書寫，采用小篆。我國各地鄉音不同，但書面語言相同，這使得中華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有了堅實載體和重要保證。文字的統一，有效促進了不同地域思想文化交流和國家政令暢通，對實現國家統一和多民族融合發揮了重要作用。文字的統一與各地方言鄉音并存，在相同中保留特色，體現了文化統一性與多樣性的有機結合。
漢字的相對穩定，對中華文明的傳承和創新作出了獨特貢獻。漢字具有象形與表意的特點，在表達人文精神以及人與萬物關系方面簡明扼要、形象生動。即使時過境遷，后來者在閱讀古籍時同樣可以由文辭而把握其道理與智慧，將世代積累的優秀文明成果一代一代地傳承下來。孔子對文字很重視，強調“言之無文，行而不遠”，即思想要傳播久遠，需要有文采的語言文字記載。古人所強調的“三不朽”，其中之一就是“立言”，足見文字在文明傳承中的重要意義。我國古代有“文以載道”“文以化人”的傳統，顯示了文化典籍和語言文字在傳承思想、培育人才與改善社會風氣中的積極作用。
豐富的語言文字，需要相關的工具書幫助人們掌握。東漢許慎撰寫的字書《說文解字》，通過剖析文字構件（文）來解說字義，對規范字形、字音與字義作出了貢獻。清代研究《說文解字》甚至成為顯學，代表性的如段玉裁的《說文解字注》等。形成于秦漢之際的詞書《爾雅》，保留了大量多學科（特別是博物學）知識，為豐富漢語詞匯的語言形式、融會溝通詞語的意義打下了基礎，經過魏晉學者的努力，成為閱讀《五經》的重要準備，后被列入儒家“十三經”中。
獨特的語言文字、風格多樣的書寫形式，形成了符合人們審美需要和表達人們審美感受的書法藝術。書法以藝術形式表達人們的思想、修養、愛好與情感，“籠天地于形內，挫萬般于毫端”。因此，不同時期的書法反映了特定的文化觀、歷史觀與人生觀，它們既受到歷代思想文化的深刻影響，又間接地體現了傳統哲學的豐富內涵，如易學的陰陽相推思想、儒家的中庸學說、道家的相反相成觀念、禪宗的頓悟靜修主張等。書畫同源，中國書法的基本觀念和表現方式，對獨特的中國國畫（水墨畫）的形成影響很大，它們共同成為中華文化殿堂中的璀璨珍寶。
在某種意義上，獨特的漢字文化系統促進了中華文化的古今傳承，也促進了中華文化的對外傳播和交流。中華民族對外域文化的研究，不僅重視語言文字的翻譯，而且側重思想內容的介紹與闡釋，注意從整體性上加以理解，使其成為中華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。比如，兩漢之際傳入中國的印度佛教文化，在中國是從整體上加以研究的，在唐代完成了佛教中國化的歷程。公元13世紀初，印度佛教式微以后，其中許多教派和經典仍然可以在中國找到源頭。這是中國佛教學者全面整理印度佛教文化的結果，對東方文明和世界文明作出了貢獻。
博大精深的文獻典籍為中華文明提供了重要內容
習近平同志在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對中華文獻作了這樣的評價：“中國古代大量鴻篇巨制中包括著豐富的哲學社會科學內容、治國理政智慧，為古人認識世界、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據，也為中華文明提供了重要內容，為人類文明作出了重大貢獻。”這對于我們從文獻典籍的角度認識中華文化、增強文化自信有指導意義。
中國封建社會一般說來實行政教分離，沒有形成像西歐那樣的宗教黑暗時期。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儒家經學，為不平等社會里的“各色人等”找到了一些平衡點。我們可以看到，皇權統治以經學為工具，而民間亦以經學作為協調社會關系的價值準則。歷代的官方版刻經籍、社會啟蒙讀本、民間鄉約村規，在思想觀念上都同經學有關。西漢時有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易》《春秋》“五經”，東漢時“五經”加《孝經》《論語》成為“七經”。唐時《禮》分為《周禮》《儀禮》《禮記》，《春秋》分為《左傳》《公羊傳》《榖梁傳》，加上《周易》《尚書》《詩經》，成為“九經”；后又加《論語》《孝經》《爾雅》，成為“十二經”。宋代，“十二經”加《孟子》，形成“十三經”。
儒家的經書從“五經”擴大到“十三經”，是社會演進的需要，目的是使社會各個階層都可以從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思想文化資源，而不致發生沖突。儒家經書既維護我國傳統社會尊卑貴賤的分野，又調節個人的喜怒哀樂。儒家經典所體現的包容性、倫理性，使它成為中國封建社會適用的教科書。這些教科書的普及本，如《三字經》《弟子規》等，其中的價值觀進入當時青少年的頭腦。應當指出，這些觀念符合中國古代社會的需要，但今天不能簡單照搬。除去儒家經書，中國還有史書，各個思想文化學派的代表作，以及個人的文集等。經史子集，汗牛充棟。
對文獻的整理，中國有悠久的歷史。清代產生了“漢學”，眾多學者精心研究整理古代文獻，糾正了許多錯誤。學者們在研究中探索和掌握了一系列嚴密的搜集、排比、分類以及識別文獻資料的方法，為保護和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貢獻了智慧和心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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