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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共黨史文獻中，“五老”的稱謂最早起于何時？具體是指哪五位革命老人？這是研究“五老”首先必須搞清楚的問題。根據現有資料，目前關于“五老”的不同提法主要有三種。

董必武提到的蘇區“五老”

根據董必武回憶，早在紅軍長征之前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內，就已有“五老”稱謂。1936年8月，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到達陜北后，毛澤東、楊尚昆曾給參加長征的各部隊將士發出電報和書信，為出版紅軍《長征記》征稿。董必武應約撰寫了題為《長征紀事》的一組三篇文章，其中在《出發之前》一文中寫道：“在中央根據地，因叔衡、特立、覺哉、伯渠和我五個人年齡稍大，諸同志都呼我們為‘五老’。”這是目前見到的中共黨內關于“五老”的最早提法，因為當時是在中央蘇區，所以又被稱為蘇區“五老”。其中，年齡最大的是何叔衡，被稱為“五老”之首，后面依次為徐特立、謝覺哉、董必武和林伯渠。蘇區“五老”中之所以沒有吳玉章，是因為吳玉章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被派往蘇聯學習和工作，當時并不在國內，后來又在1935年11月被派到法國巴黎負責出版《救國時報》，直到1938年4月才回國。

毛澤東提到的延安“五老”

1940年1月15日，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禮堂為吳玉章隆重舉行了六十壽辰慶祝會，毛澤東親自出席，并在祝詞中指出：“青年人歡喜老年人，就像我們的吳老、林老、徐老、董老、謝老，都是很受青年們歡迎的。”在這里，由于毛澤東明確列舉了中共黨內德高望重的五位革命老人，號召廣大革命青年向他們學習，因此被有的學者視為延安“五老”稱謂的由來，并一直沿用至今。當時，毛澤東之所以沒有提及何叔衡，是因為何叔衡沒有隨著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到達陜北，而是留在中央革命根據地，并于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省長汀縣壯烈犧牲。否則，中共延安“五老”就會理所當然地成為“六老”了。

朱德提到的南泥灣“五老”

1942年7月10日，在紀念七七抗戰五周年結束后，朱德邀請徐特立、謝覺哉、吳玉章和續范亭同游南泥灣，并賦詩一首，其中寫道：“紀念七七了，諸老各相邀。戰局雖緊張，休養不可少。輕車出延安，共載有五老……”在這里，朱德明確使用了“五老”一詞來概括同行的五人，這被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《朱德傳》稱為“延安五老”。但是，時任晉西北行政公署主任的黨外愛國民主人士續范亭先生，只是應邀同游南泥灣的五人之一，作為“五老”的實際認可度并不高。此外，與董必武、林伯渠同齡并且同樣德高望重的朱德，后來也沒有成為眾所公認的中共延安“五老”之一，具體原因尚不清楚。但是，這并不影響朱德在中共黨內的崇高地位，他永遠是人民心目中的“朱老總”。

當前關于“五老”人員組成的共識

目前，關于“五老”的人員組成，一般是指徐特立、吳玉章、謝覺哉、董必武和林伯渠五位德高望重的革命老人，這已經基本達成共識。但是，在具體稱謂上，卻有中共“五老”、延安“五老”和中共延安“五老”三種不同提法。其中，中共“五老”雖然指明了是中共黨內的“五老”，但沒有指明是延安時期的“五老”，因為中共在其他歷史時期也有一些德高望重的革命老人，如蘇區時期的何叔衡等;延安“五老”雖然指明了是延安時期的“五老”，但沒有指明是中共黨內的“五老”，因為延安時期在黨外也有一些德高望重的革命老人，如李鼎銘、續范亭等。因此，將二者結合起來，稱為中共延安“五老”，可能比較準確，也更符合歷史的實際情況。

當然，在中國共產黨內，除延安“五老”外，還有許多同樣德高望重的革命老人。例如，董必武曾這樣評價何叔衡：“這一年近六十的共產黨員，不怕任何困難、任何犧牲，準備為共產主義的事業奮斗到底，準備隨時在黨的號召之下無條件地去工作。”正是這種奮斗和犧牲精神，使年過半百的何叔衡走在了時代前列，并獲得了蘇區“五老”之首的尊稱。又如，朱德早年追隨蔡鍔參加護國戰爭，反對袁世凱復辟，后來又遠涉重洋，尋求救國救民真理，在德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，回國后先是參加北伐戰爭，后又參與領導南昌起義，成為人民軍隊的創始人之一，被尊稱為“朱老總”。他們與延安“五老”一樣，革命精神永放光芒，道德風范令人敬仰。